学风建设“四要”

发展科学事业，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抓好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唯有如此，才能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有效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先锋和表率作用。作为优秀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的践行者、维护者，各个领域的老一辈科学家们胸怀远大理想，潜心学术研究，不懈开拓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谛。发掘他们的学术价值观，对于加强培育高校教师的科研理想和学术道德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加强学风建设，重点是要积极倡导和培育学术创新精神

学术的魅力在于创新，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学术创新固然需要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必要的经济支撑等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学者要不盲目崇信古人、洋人以及所谓学术“权威”，始终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侯光炯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挑战传统和权威、勇于坚持自己观点的学者。在他求学之时，国内尚无专门从事土壤研究的学者，土壤学教学盲目搬用外国教本，并以外国土壤为对象。毕业后，他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那时，美国专家主张土壤与农业生产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对此，侯光炯则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调查要面向农业生产，使调查结果直接为农民所应用”。从欧美访学交流回国后，他更是深刻认识到，中国有着特殊的土情和国情，千差万别的土性、气候、植被、地形等自然环境、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的耕作方式和数千年的农业传统，决定了中国土壤科学应当真正为农业生产服务，以农业生产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其实质就是，中国土壤科学应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既要区别于美国式的科研与生产实践完全脱节的路子，也要不同于缺乏科学理论基础与解决具体生产问题工作方法的传统路子。近几十年来土壤科学的发展实践证明，侯光炯的土壤科学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观点是正确的，且具有极强的超前性。

加强学风建设，关键是要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神

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党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也是党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侯光炯在观察和研究过程中，总结农民经验进而升华为理论，反过来又以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自投身土壤科学事业以来，侯光炯常年以农村为家，以土壤为朋友，将广阔的试验田作为学术研究的场所。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徒步考察中国土壤，通过在全国各地采集土壤样本，填补了部分地区在土壤资源调查方面的空白。建国后，他积极投身全国土壤普查、云南西双版纳橡胶宜林地考察规划等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末，侯光炯创立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并由此提出土壤是“类生物体”的新概念，这比美国土壤学手册将土壤描述为一种“像生命一样的实体”的论断早了30多年，有力驳斥了国际上有关“中国农民经验粗鄙、没有国际水平”的论断。后来，他以“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为指导，完成了水田自然免耕机理与技术研究，成功地在各地推广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加强学风建设，基础是要强调深入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从事任何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形成真知灼见的基本途径。对于学者来说，深入调查就意味着深入科研第一线。为了推动农业土壤学的发展，侯光炯长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农业生产实践尤其是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中寻找研究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反馈到生产中接受检验。他坚决反对那种只在教室和实验室里研究土壤的科研道路，要求土壤工作者必须要与原态原位的土壤打交道，至少要为考察土壤走上三万里路，挖上一千个土壤观察剖面。他还提出了“先查后访、查访相间、由面及点、由点及面”的调查方法，目的是使调查者熟悉农情，掌握土壤与植物间相互的关系。通过长期深入农村调查，侯光炯认识到，“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土壤学理论，只能从耕作和栽培技术中研究出来”。鉴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是不深入的，他认为，只有在农村蹲点、扎根于农村才是“光明的道路”，而且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转变”。从1973年始，侯光炯先后在四川省简阳县镇金公社和宜宾长宁县相岭镇蹲点，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生活、学习，就此扎根在农村搞科学试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实现了他“要在大地田边告别人世”的崇高愿望。

加强学风建设，根本是要身体力行践行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新形势下，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党的十八大的具体要求，也是加强学风建设的根本要求。侯光炯之所以能取得重大学术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充分尊重农民群众作为人生信条并予以坚持。出身于农家、经常接触农民的人生经历，使侯光炯对农民有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自幼就立下“为穷苦农民多做好事”的志愿，这是他后来坚定服务农业和扎根农村的思想基础。如果说他最初对农民更多的是持有同情的态度，那么随着土壤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开始由衷地钦佩、赞美、尊重农民的生产实践智慧。通过对《王祯农书》《齐民要术》《吕氏春秋》等古书的研究，他认为，我国农民几千年来创造性建立起的精细耕作技术，使祖国“四十世纪农民”的美誉实至名归，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的伟大气魄，还验证了“劳动者（卑贱者）最聪明”的千古真理。在他看来，农民的经验相当宝贵，“农民是土壤的真正主人”，只有农民对于土壤和农事才最有发言权。为此，侯光炯虚心向农民请教，“当农民的小学生”，同时，他要求学生和助手要勤于进行农情访问，还要有农民的语言和农民的感情。在他看来，“农民不但必须，而且完全能够学科学、用科学、当科学的主人，走教育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关键在于“使农民有学科学、用科学的最大兴趣和决心”。侯光炯对于农民怀有无限的敬意和责任心，始终觉得“解决不了农民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就等于欠了农民的一笔债”。

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浮躁、功利的心态也在向科研领域渗透，学术抄袭、造假、缺乏创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学风不正的问题不断出现。在这种状况下，大师的标杆作用显得极为重要。可以说，侯光炯一生都在为“三农”事业忧思，他的学术成果足以令人瞻仰，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价值观，值得学人们学习。（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侯光炯学术思想研究”（XDJK2013D00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信息需求规律及服务模式研究”（13XJC870001）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